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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通信技术】2G往事:围剿CDMA与中国崛起

来源:全球半导体观察    原作者:青隐    

此前,全球半导体观察在《2G往事:帝国的崛起》一文中讲到,高通从一家藉藉无名的初创公司经过重重难关,终于让CDMA可以和TDMA一样,成为官方认证的业界标准,但高通的另一个难题——CDMA商业化也随之出现...

美国市场久攻不下,而欧洲的GSM已经起兵,一路势如破竹,眼看就要慢一步被对手远远的甩在身后之际,高通将目光又一次锁定在了海外。而这一次,曾经给了高通一抹曙光的李建业博士,也再次拉了高通一把。

1990年8月,李建业博士在汉城的研讨会上极力向韩国政府和运营商们介绍CDMA的优点,由于李博士当时已经名满业界,所以他的介绍具有举重若轻的作用。

另一方面,此时的韩国也希望在国际通信市场争得一席之地,而CDMA对于韩国来说是一个机会。

经过数轮密集的交流协商之后,1991年5月,高通最终和电子通信研究院(ETRI) 签署了一份联合开发协议,双方将共同致力于CDMA在韩国的落地。

ETRI大楼(Source:Asia Research NEWS)

有时候历史总是喜欢开玩笑,CDMA没有在美国取得长足进展却先在韩国落地开花。短短五年时间,韩国的移动通讯用户即达到了100万,SK电信成为全球最大的CDMA电信商。三星也推出名噪一时的Anycall品牌,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。

不到10年时间,总人口不到4700万的韩国,已经拥有了2700万CDMA用户,成为全球最大的市场,与此同时,韩国企业开始大踏步的进军海外市场,可以说高通CDMA辉煌的起点来自韩国市场。

但再好的兄弟也有出现分歧的时候,尤其是涉及到利益问题,问题就出在高通和韩国ETRI签订的协议上。

根据协议规定,韩国要拿到最优惠的价格,并且可以完全进入高通的知识产权库,虽然高通要对每一件使用CDMA技术的产品征收专利费,但韩国政府要求高通必须将专利费的20%拿出来,提供给ETRI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工作,从而使得韩国能在移动通讯领域不断提高国家竞争力。

而事实上,据IT时代周刊等媒体的报道,高通并没有遵守约定,不仅给了其他国家比韩国更优惠的价格,而且当初答应的20%的提成,高通并未兑现。

随后,ETRI一纸诉状将高通告上了法院。结果可想而知,高通惨败,不得不向ETRI支付了8000万美元的费用,并且在之后的每个季度都需要支付400万美元。

一对患难兄弟就此结怨,虽合作还在继续,但信任已经动摇。后来选择无线平台接口标准时,韩国就直接否决了高通的BREW,并要求高通开发一个适用于WIPI的产品,这也从侧面看出韩国对高通的不满。高通还被韩国进行反垄断调查,罚款2.36亿美元,从盟友到决裂,一切变化的如此之快,令人唏嘘。

高通与韩国决裂,最核心的一点或许是关于高通返还20%费用的问题,最优惠价格倒是其次,毕竟这场官司是在2009年才进行的,距合同签订已经将近20年了。当初高通将最优惠的价格给了谁呢?

中国。

GSM与中国

1990年前后,中国的通讯产业刚刚告别“七国八制”时代,此时神州大地上挤满了国外的设备商和终端商等,德国的西门子、日本的NEC、加拿大的北电、美国的朗讯,还有瑞典的爱立信以及芬兰的诺基亚等。

与这些老牌通信企业相比,高通进入中国已经算比较晚,并且其中过程一波三折,贯穿了中国2G产业发展史。

就在高通为推广CDMA而不懈努力之时,GSM已经在欧洲落地生花,并且远隔重洋,进入了中国市场。

1992年,经过邮电部批准,法国阿尔卡特与上海贝尔共同承建了中国第一个条GSM通信系统,这标志着GSM阵营,打开了中国市场。

也是在这一年,十四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,紧跟着电子部、电力部和铁道部联合向国务院提出组建联通公司的报告,剑指邮电部,想要挑战邮电部的垄断地位,此举自然遭到了邮电部的极力反对。

后来朱总理批示:“看来是件好事,有助于加强通信事业,缓和电话不通的矛盾。”

1994年7月19日,联通公司正式成立,其背后是电子部、电力部、铁道部和中信集团等15家部一级出资单位,这15家的“联合”对阵邮电部的“电信”(此“电信”并不是目前的中国电信)。

Source:CUW网界

联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的电信行业拉开了改革发展的大幕,中国进入了“新邮电”时代。于此同时,高通也站在中国的大门外,望着广阔的市场,跃跃欲试。

高通进入中国

1992年,改革开放的风潮兴起,同年,雅各布斯第一次访问中国,试图打开中国市场。

高通大中华区前总裁雷鸣曾撰文指出,最初高通进入中国主要是由一家叫日庆的韩国公司从中穿针引线,其利用开研讨会的机会第一次将CDMA介绍到中国,并得到了邮电部的关注。

1993年,在日庆公司的安排下,邮电部副部长朱高峰在访问美国之时,与雅各布斯签订了备忘录,内容为中国全网上CDMA。但是,由于种种原因,双方并未达成最终合作。1995年,刚成立不久的联通宣布采用欧洲的GSM标准,高通冲击中国的梦第一次破碎了。

高通梦碎,但是欧洲阵营则乐开了花。

1993年,诺基亚的第一款手机在中国上市,次年,原邮电部部长吴基传用诺基亚2110,打通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GSM电话。

Source:新浪网

另一个欧洲巨头爱立信,推出了第一款登陆中国大陆的GSM手机GH337,这是中国的第一款数字手机,一度引领当时的时尚潮流。

关于高通的CDMA为何没能进入中国,主要原因在于与CDMA相比,欧洲的GSM不必支付高额的专利费用,因为GSM是由欧洲多国共同研发而来,必须是开源才能实现协同。

高通则不然,几乎一家独享整个CDMA标准的红利,这意味着凡是使用CDMA功能的整个产业链上下游,都必须支付高通专利费,这成为其进入中国的一大枷锁。

高通第一次进军中国失败,却为中国带来了一颗火种,同时为自己埋下了一个导火索。

在高通的CDMA与欧洲的GSM角逐之中,有人看到了中国也必须发展自己的标准这一关键问题。

1994年,电信科学院院士李世鹤了解到,之前在美国工作的陈卫和徐广涵成立了一家名为Cwil的公司,正在研究一种叫做SCDMA的通信技术。

李世鹤随即作为中间人,将二人的工作介绍给了邮电部。经过严格考证之后,1995年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,SCDMA被列入“九五”科技攻关计划,并得到国家总计2500万的资助。这成为了中国3G,乃至4G的基本雏形。

高通第二次尝试

中国的市场很大,虽然联通已经采用了GSM网络,但彼时的中国正需要大力发展通信产业,所以高通的CDMA并不是没有机会。

1995年,邮电部又与高通重启谈判,有之前的经验,这次谈判进行的很顺利,双方决定成立一个合资公司,高通持股51%,中方持股49%,高通可以获准在中国建5个实验网。

但历史总是比任何影视作品都精彩的多,谈判又卡在了关键一步。

双方又一次卡在专利问题上,在关于“第三方专利纠纷”的问题产生分歧。高通认为CDMA技术中涉及到的法律纠纷应该由中方来承担,而中方则坚持由高通承担,谈判陷入了僵局。

眼看再次进入中国无望,高通找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客户——部队。

由于CDMA的保密性好,通信质量比较高,所以对于部队来说CDMA的确是一个不错的选择,有了部队的加持,高通终于可以进入中国市场了。

1995年,邮电部与总参谋部联合成立“电信长城”,决定在北京、上海、西安和广州这四座城市采用CDMA技术,建立800MHz的移动通信网络,这也是后来一代人对于133网记忆的开始。

Source:110法律法规网截图

两年之后,高通的CDMA终于在四座城市开始运转了,并可以扩展到更广的地区,正当高通想要加大力度,在中国铺开CDMA之际,1998年中央做了一个重要决定——部队不许经商。此时CDMA的覆盖范围还未超过100万人,无奈之下,“电信长城”的133网被转给了联通,高通再次梦碎。

高通两次梦碎中国,并不是什么历史的愚弄,上帝的不垂青,最根本原因还是高通的专利税导致的后果,而高通的专利税不仅让其进入中国市场一波三折,也让欧洲同行们大为不满,结果中欧双方联手,开始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围剿行动。

高通的专利武器

在90年代末的业界流传着一句话:“高通在CDMA上的专利太多了,以至于即使在公开场合说这四个字母都需要支付专利费。”

高通的专利税几乎困扰着当时所有的同行,包括诺基亚。

就在欧洲阵营与高通争夺得不可开交的间隙,美国科技巨头摩托罗拉提出了一个铱星计划,想要通过发射77颗近地卫星组成的星群,让用户从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可以打电话。

理想很美好,现实很骨感,在摩托罗拉大力发展铱星计划的这段时间,让他永久的失去了全球手机龙头的宝座。

1998年,诺基亚以市占率23%的绝对优势,超越摩托罗拉成为全球手机霸主,并开启了长达十多年的统治地位,而摩托罗拉一方面手机市场失利,为了缩减成本裁员15000人。第二年,倾注大量心血的铱星计划宣布破产,从此摩托罗拉在通讯市场上的实力江河日下,高通也少了一位来自本国的盟友。

荣登全球手机王座的诺基亚,自然想要靠着自己巨大的市场份额,让高通在每部手机上少收点专利费。

根据当时的资料来看,高通的专利使用费平均为4.5%,而1999年前后的CDMA手机平均售价为245美元,所以每卖出一部手机,高通的营收就会增加11美元左右。这不是一个小数目,在当年全球出货的CDMA芯片大约有5000万,其中90%都是采用高通的芯片,即使不采用高通的芯片,也得使用高通的标准,还得交税。

靠着强大的专利,高通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无晶圆半导体公司,风光无两。

同时由于手机与基站业务的亏损,导致高通还得从专利收入方面弥补这部分亏损,所以高通干脆直接将手机业务卖给了日本的京瓷,基站业务卖给了爱立信,从此开始走轻资产路线,一心一意靠技术与专利授权来赚钱。

在强势的高通面前,诺基亚有没有拿到优惠已经不可考证,但有一点却有详细的记录。20世纪的最后几年时间,诺基亚、爱立信等通信巨头在全球范围内针对CDMA的专利有效性提出了起诉,官司遍布欧洲与日本专利局,但最终结果无一例外都是,高通获胜。

面对崛起迅速的高通,欧洲阵营一致对外,围剿高通。

欧洲标准与中国标准

在科技史上,所有的标准与理论总是先行于产业化的,虽然2G还没完全铺开,3G标准就已经悄然提上日程了。

1996年,欧洲内部成立了个通用移动通信系统(UMTS)论坛,主要目的是为了统一内部的3G标准,论坛的成员包括诺基亚、爱立信、阿尔卡特以及西门子等欧洲通信巨头,虽然内部提议的标准不一,但大家都意识到TDMA已经走到了尽头,所以开始抛弃TDMA技术。

最终经过激烈的角逐,WCDMA技术经过一致表决成为欧洲新的通讯标准,这项技术其实是也是基于高通主导的CDMA技术的一种改良,但避过了高通的大量专利。

万事俱备,准备出击。

1998年,国际电信联盟关于3G标准的提案征集如约而至,欧洲拿出了WCDMA技术作为未来3G的标准。为了取得更多的支持,欧洲拉上中国、日本、北美等国家和相关协会成立了3GPP组织,目的就是为了阻击高通。


Source:3GPP

而高通也不甘示弱,其在原来的CDMA技术上进行了升级,命名为CDMA2000,为了与欧洲一决高下,也拉上了韩国、日本、美国成立了自己的3GPP2组织,大战一触即发,谁将笑傲3G时代。

此时,电信产业刚起步的中国,陷入了要不要做自己标准的争议中。华为、中兴当时主要生产程控交换机设备,也只是冲出广东走向全国,GSM设备还在研制开发过程中,对3G和标准了解甚少。

关键时刻,信息部领导一锤定音:“中国发展移动通信事业不能永远靠国外的技术,总得有个第一次,第一次可能不会成功,但会留下宝贵的经验,我支持把我们自己的标准提到国际上去,如果真失败了,我们也看作是一次胜利,一次中国人敢于创新的尝试,也为国家作出了贡献。”

这段话像黑夜里的一瞥流星,照亮了中国的通信产业。

既然决定提交自己的标准,那中国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呢?

前文讲到李世鹤组织将SCDMA的技术带入中国,但这项技术毕竟不是特别成熟,距离成为真正的标准还有一段距离,而此时有一个天赐良机降临到中国通讯产业的身上。

在欧洲内部的初选中,西门子提出的TDD标准落选,败给了诺基亚和爱立信主导的WCDMA标准,后来在西门子参与3G研发的李万林看到了机会,在他的撮合下西门子与中国合作,将TDD技术卖给中国。

有了TDD技术的加持,再加上原本就有的SCDMA技术,一项真正属于中国的3G标准——TD-SCDMA正式诞生了,这项技术日后成为中国通讯标准崛起的起点。

标准有了,如何才能让标准走出中国,迈向世界。

时间来到2000年,中国提交了TD-SCDMA,欧洲提交了WCDMA,高通的CDMA2000代表美国出战。

中国的加入被视为挑衅者,自然遭到一致反对,但中方强硬表态:你们不用我自己用,并罢会表示抗议,无奈之下国际电信联盟(ITU)宣布将中国提交的TD-SCDMA,与欧洲主导的WCDMA,美国主导的CDMA2000并列为三大3G国际标准。

Source:1973手机馆

当然,这背后也有欧洲与高通相互制衡的因素在,如果此时让中国的标准进来,可以借势拉拢中国,拿下中国市场。而中国的标准对于他们来说,并不在乎。

他们并不认为中国的标准可以发展得起来,在他们看来,全球最大的电信运营商,手机制造商,芯片制造商都在他们手中,有标准没人用,那标准最后也是一堆废纸。只不过这件事唯一出乎他们预料的是,中国发展的太快了,短短十年就开始占据优势地位,当然这都是后话。

在3G标准制定方面,所有的问题都已经尘埃落定,我们还是将目光回到高通,回到中国。

第三次失败

经历了前两次的失败之后,高通的第三次机会终于来了,这次不是雅各布斯出马,而是换成了李建业和维特比。

在紧密的协商之下,双方吸取此前的失败经验,终于签订了协议,在协议中,高通答应不收入门费,不收提成费,换取中国3个省上马CDMA。

黑格尔说过,人类唯一能从历史上吸取的教训就是,人类从来不会从历史中吸取教训。

在雷鸣的撰文中提到,拿到协议之后的雅各布斯,也许是太过于高兴,将这一协议透露给了媒体,结果投资者闻此消息疯狂买入高通的股票,高通的股票也因此从100美元大涨至150美元,甚至最高时达到180美元,所有人都沸腾了。

令人迷失心智的快乐来得快去得也快,在高通和联通签下框架协议一个月后,由于雅各布斯违反保密协议,以及该协议并没有得到信产部及国家计委的支持,CDMA合作被宣告暂停。

联通也在其上市的文件中宣称“联通不会采用CDMA技术”,当华尔街得知这一消息时,高通股票应声大跌50%,原本雅各布斯还想多要几个省的份额,最后一个都没得到。

转折点

经历了三次失败,高通并没有灰心,面对如此大的市场它也不能灰心。

千禧年前后,高通为了进入中国又进行了一次冲刺,这一次,高通动用的不是技术的力量,而是在中国冲刺WTO的关键阶段游说美国政府促成合作。自然而然的,中国采用CDMA就成了进入WTO的必要条件。

如果CDMA进入中国,那牌照应该分给谁成了一个问题。当时所有的人认为应该分给电信,因为就在2000年5月,中国移动从电信剥离出来,主要发展移动通信,而电信剩余的资产重组成立了中国电信,主要发展固网,而联通已经有了GSM。

如此将CDMA分给中国电信,这样就可以三大运营商一家一张网,显得很公平,但结果CDMA牌照最终落在了联通的头上。


Source:CWW通信世界网

当年10月,雅各布斯再次来到中国,与中国签署了备忘录。备忘录的主要内容是中国联通将建立以CDMA技术为基础的通讯系统,高通要与中国企业共同合作开发可支持CDMA/GSM双模手机的芯片,并向中国制造商提出最优惠价格的CDMA芯片。

正是因为最后一条,高通给与中国制造商优惠的价格,所以导致韩国的不满,但需要注意的是,此时高通与中国签订的协议,与此前签订的协议,条件不一样,所以自然不能以简单的价格孰低孰高来判断。

前前后后经历了将近10年波折,三次失败,高通的CDMA终于可以在中国市场落地生根了,受此消息影响,高通股票大涨,雅各布斯也豪掷重金买了一架私人飞机。

CDMA的“黄昏”

从一家不被注意的小企业,成为全球通讯产业的一方霸主,高通带着自己的CDMA杀出了个黎明,但也仅仅是个黎明而已,与GSM的如日中天相比,CDMA市占率依然逊色不少,甚至有联通的加盟也无补于事。

有数据显示,截止到2002年,全球移动通信用户为10.05亿,其中GSM 6.842亿,占68%,由此欧洲设备制造商成了最大的赢家。诺基亚与爱立信借助GSM攻占美国和日本市场,并在中国市场也取得不俗的成绩,而CDMA的市占率也仅有三分之一左右。

寄托了高通无限希望的联通,其CDMA之路走得也并不顺畅。

2008年,联通将CDMA卖给了中国电信,而此时3G时代已经来到。

3G的到来,三大运营商又该重新分配不同的网络制式了。联通不愿意继续用高通的技术,而中国移动此刻已成为三家中最强的,国家另有安排,所以高通的CDMA2000只能分派给电信,刚好电信一家2G和3G都采用高通的技术。

联通则拿下了欧洲的WCDMA技术。至于中国移动,既然中国已经提出了TD-SCDMA标准,总得将其落实下去,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只能落在移动肩上。

虽然所有人都知道其中的风险,但为了中国自己的标准,有困难也要上。最终中国移动硬上TD-SCDMA,2008年以“迎奥运”为名宣布:TD-SCDMA自4月1日起由中国移动“试运行”。

2009年1月7日,工信部为中国移动、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发放3G牌照,中国进入了3G时代。

经过四年的发展,中国移动前后为TD-SCDMA网络建设投入了超过1000亿元人民币,勉强支撑起了中国标准,但其市场份额也下滑了10%。为了弥补中国移动的损失,在4G时代,信息产业部将TD-LTE牌照独家发给了移动,并且比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的FDD-LTE牌照早了一年。

而此时不管是FDD-LTE牌照,还是TD-LTE牌照,都没有了高通的身影,CDMA的时代也就此终结,当然这就是另一个故事了。

结语

从1985年到2021年,高通昂首阔步走过36个年头。高通的发展,也是一部曲折的CDMA发展史,甚至是一部2G产业发展史。这部史书贯穿了诺基亚的辉煌、爱立信的奋斗、摩托罗拉的失意、西门子的不甘,还有中国通讯产业的崛起。

在这部波澜壮阔的史诗中,没有人是绝对的主角,也没人是绝对的配角,所有人都在为人类技术产业进步而做着不懈努力,这些名字终将闪光地镌刻在科学史的名人堂里,等待后人一遍遍的瞻仰。

参考资料
·《高通方程式》 戴夫·莫克
·《谁卡住了中国3G的脖子,高通公司大中华区前总裁雷鸣告诉你鲜为人知的内幕》IT时代周刊  
·《高通CDMA进中国内幕:联通被迫接下烂摊子》 IT时代周刊  
·《从意外到陷阱:高通的中国难题》 马丹彤
·《中国通讯发展史(六)1G到5G》 1973手机馆
·《133移动通信网并入中国联通CDMA营造市场全新格局》 北京青年报

封面图片来源:拍信网